（来源：北京市丰台区商务局）
百年未遇的新形势、新挑战、新变化正在发生：地缘冲突、去全球化、气候变化、供应链重塑⋯⋯，多重风险将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坦途，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为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提供新思路、新理念、新方向，探寻一条全球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之路？日前由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主办，中国银行研究院、纽约分行承办的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受邀专家们在演讲中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热点、难点，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道路建言献策。
No1.
如何建设金融强国？
“当前，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全新展开。从大国兴衰演进路径看，金融与经济共荣共生。从‘经济强’到‘金融强’，是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是国家实力的积淀。”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葛海蛟称。葛海蛟分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撑，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健全，服务质效持续提升，国际化布局稳步拓展，风险管理能力切实增强，已具备迈向“强大”的基础性条件。
关于如何建设金融强国？葛海蛟表示，中国金融机构应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着眼于建设金融强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定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建设强大金融机构的征程上实现新的跨越。要练好内功，提升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找准功能定位，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平衡好功能性、盈利性的关系；要创新包容，服务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和创新，着力打通堵点卡点，特别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持续做好“五篇大文章”；要优化布局，提升国际布局能力和竞争力，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展变迁，持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
葛海蛟强调，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将继续搭建学术沟通和交流平台，推动国际金融前沿研究取得新进展，推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理论取得新突破，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得新成就，为中国金融强国建设，为全球经济金融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No2.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转型？
经济全球化已经走过了近40年时间，如今面临着多重挑战，特别是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是否会采取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令人担忧，给经济全球化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全球化目前的现状，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杨给出分析，一是全球化确实是转型了，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转型出现了在分配领域方面要求转型的意愿；二是全球化合作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加强国际合作是明智之举，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李杨指出，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都获得了好处，但是全球化发展到如今出现了分配要求上的一些诉求，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被动摇了，因此出现了逆全球化的一些行为，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如何重新书写？是继续由发达经济体来主导？中国如何表达全球化思想，在推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历史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点。调整全球化规则是必然，但是各国调整的方向、目标和动力却又各自不同，这就是全球化目前面临的多重挑战。
不过国际经济合作又是客观存在的，加强国际合作是明智的选择。李杨通过分析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得出了各国经济合作的客观存在。从各国资产负债表上可以看到，货物和服务贸易在逆全球化的阻碍下有所缩小，但是金融交易始终没有停止过。“这就是世界平衡的一个图景，这个图景告诉我们合作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寻求更密切的体制化的国际合作是明智之举。中国作为一个力量逐渐成长的大国，我们有责任为国际金融合作贡献力量。”
No3.
如何关注全球经济发展难点？
对于全球经济发展问题，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高级独立董事、渣打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杰拉德·里昂斯分析了各国关注的三个问题——通胀、增长和债务。杰拉德·里昂斯分析了货币政策和通胀在时间轴上的关系，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胀，进而各国收紧货币政策，通胀好一点后又开始宽松货币了。杰拉德·里昂斯认为，要避免特别低的利率环境，宽松货币政策会使得资产泡沫化。在关注增长方面，杰拉德·里昂斯列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经济预测的指标，通过分析经济情绪指数、CPI/PMI、债务占GDP的比重等来解释通胀、货币政策压力以及债务增长的问题。杰拉德·里昂斯指出现在大家比较关注通胀和增长的问题，但在未来2到3年将要更多留意债务的问题，公共债务水平在几年前达峰，虽然有所改善，但是目前公共债务仍达到全球GDP的93%。
杰拉德·里昂斯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还是具有韧性的。全球经济总量从进入21世纪的32万亿美元发展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时的62万亿美元，一直到目前的110万亿美元，这么多年来，全球经济虽然不断承受着压力，但是各国的发展和合作仍将带给全球经济一个光明的前景。
No4.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前行？
2025年注定将是不容易的一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朱民认为，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低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高盛对全球经济未来几年的预测都是下滑的趋势。原因在于一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二是各国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人工智能还没转化成劳动生产率。
朱民对去全球化下贸易碎片化加剧表示担忧。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实行的保护主义可能撕碎全球贸易，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实性。朱民认为，全球产业链在美国贸易政策下将出现重新配置和碎片化，并且贸易战打起来，将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造成系统性的冲击。同时，全球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保护主义抬头，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增加经济的脆弱性。朱民分析，贸易是全球增长的火车头，贸易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在过去的10多年里贸易增长速度并没有快于GDP增长速度。此外，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中国加入WTO后达到了60%左右，这是全球贸易发展的顶峰值，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在波动，没有超过60%。朱民预计，在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下，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下滑到55%左右，这对经济依赖贸易的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影响会很大。朱民称，初步估算，贸易活动减少可能使全球经济下降0.3~0.4左右。
朱民进一步分析，经济放缓，贸易碎片化，那么未来拉动经济增长就得靠财政支出，从而导致财政赤字。目前，有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非常严重，美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4%了，很快就突破130%，日本的财政赤字也高达270%。财政赤字最后将由央行来买单，转化成全球债务，如今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00%，是GDP的3倍左右，也就是全球有约340万亿美元的债务，“每年借旧还新的需求50万亿美元，50万亿美元的事情金融市场做，也就是说50万亿的借旧还新是每年必须的周转，金融市场必须非常平稳的运行，哪怕它打一个结巴就是危机。”可见，全球债务增加了金融的不确实性。
朱民认为，虽然不确定性增多，但是总有智慧冲破各种不确定性的迷雾，相信中国能在这些不确实性中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
No5.
如何应对美国的贸易及产业政策？
特朗普是个保护主义者，美国强调关税并制定产业政策来盘活其制造业回归，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贸易和产业保护政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与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首席战略官、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燕青的对话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基于美国生产优先考虑，会制定产业政策来盘活国内产业，试图将供应链移出中国，但是这种策略不会长期执行下去，因为特朗普背后的企业和金融利益集团支持特朗普的人是深度参与中美经济活动的，中国对他们是有经济利益的。但是，关税是不会取消的，不过，与中国打一场激烈的贸易战的想法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针对美国的出口限制，中国可以出口到东盟、非洲、拉丁美洲，在这些市场与美国进行竞争，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保持经济增长，特别是保持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竞争力。同时，在金融、科技方面向美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从而抗衡部分美国保护主义。
对于美国目前实行的产业政策是否能给美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杰弗里·萨克斯认为，在当今产业采用人工智能实现高度自动化的趋势下，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特朗普的想法很难实现。现在美国努力建立自己的供应链，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并不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产生的工作不会回到美国，制造业产生的工作也没有到中国，而是去了机器人那里，自动化代替了人，这是新的生产方式。杰弗里·萨克斯担心美国的政策会导致贸易碎片化，使得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衰退，从而有引起战争的忧患，因此要确定一些新的全球贸易规则，这样不会加剧贸易碎片化。
杰弗里·萨克斯认为美国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好，首先是财政赤字庞大，未来在减税方面，政府并没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其次，美国贫富差距很大，在美国，前10个最富有的人拥有1.7万亿美元的净资产。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使用将加剧贫富之间的差距，但是美国的社会哲学不像儒家哲学那样，寻求建立和谐社会，分享财富。
对于中国的崛起，杰弗里·萨克斯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也看不出中美之间有任何冲突的理由。“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是一个高度繁荣、非常创新的国家，这对世界是有利的，对美国尤其有利。”杰弗里·萨克斯希望美国人多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儒家文化，学习如何和平共处，分享经济繁荣。
No6.
如何改革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下，国际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美国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为其他国家提供国际流动性和国际储备，反过来说其他国家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需求使美国得以长期维持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靠借贷维持经济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美元武器化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碎片化，中国和许多国家不得不考虑如何减少将美元作为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依赖，建设不依赖美国的结算体系和报文体系。“我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碎片化的进程将会进一步发展，未来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基础上形成货币集团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余永定称，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碎片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双循环、国内循环为主”的战略调整，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落实金融服务业自由化承诺、在对跨境资本进行有效管理的同时有序开放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将继续努力维护IMF和其他多边国际组织的权威、遵守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既定规则，继续推进不同形式的国家间金融与贸易合作。
余永定指出，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特别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世贸组织权威，寻求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中国将继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或许，通过更多的接触、更多的民间交往、更多的外交谈判，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No7.
如何构建全面对外开放型格局？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国如何构建全面对外开放型格局？辽宁大学校长、国际经济学会会士余淼杰认为，中国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所谓更大规模是指不仅是服务商品贸易，最终品的出口，同时也包括中间品的出口。更宽领域指不仅是线下的贸易，也包括电子商务线上的贸易，同时不仅是传统贸易，也包括新的贸易形态，绿色贸易。更深层次是指由原来的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中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因此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制度型开放是指要对标高标准经贸协议，做到规则、规制、标准、管理对接国际最新的标准。
余淼杰指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可以从六个方面展开。一是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二是进口规模的扩大化；三是服务贸易，客观上讲要补短板，特别是总量现在只有8500亿美元左右，应在教育、旅游等产业加把劲，更好地做好软实力方面的提升，从而降低服务贸易的逆差；四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做好民心相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五是共建“一带一路”方面，陆上丝绸之路应该往东走，开发远东。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做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工作，向北发展推进中日韩经贸协议，稳住东北亚；六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WTO的改革。
信息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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